曾庆红母亲回忆：曾山的文革岁月与含冤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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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别走散作者：邓六金

来源：中国网

摘自：《我与曾山》（新华出版社）

目  录

1. 曾庆红母亲回忆：曾山的“文革”岁月与含冤身死

2. 曾庆红母亲回忆：曾山与曾家的七个子女

本文作者邓六金，曾山夫人，曾庆红母亲，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战士之一。

曾庆红母亲回忆：

曾山的“文革”岁月与含冤身死

01

抵制“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能不能坚持加入共产党时的宣誓，能不能不说假话，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重要的时刻，才能显示出来。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机关的造反派说我在监察委工作，知道情况，把我拉到左家庄，吃住都在那里，一个多月不让回家，也不让与家里人联系。造反派对我有两条要求，一条就是要我揭发局党组领导人的问题，还有一条是要我揭发曾山的所谓问题。造反派说，曾山家里有一万亩土地，是大地主，搞富田事变，是AB团，反毛主席等等。我当时感到气愤，对他们说：“你们说的不对。我与曾山在抗战初期就结婚，几十年了，对曾山我了解。他是苦出身，人很老实，忠于党，拥护毛主席，我相信他。我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从小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们要相信我。”他们不让我出去，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日夜逼我揭发。但我不能说假话呀，一是一，二是二，总不能胡说八道吧。说假话、诬陷人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对造反派的逼问，我实事求是做了回答。他们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好放我回家了。但回到家，另外的斗争还在等着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内务部一共402人，就有7个造反组织。有的要保曾山，有的要打倒曾山。造反派把我们家里和住的胡同里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写着“打倒走资派曾山”的标语。一次，造反派冲到我们家里来批斗曾山。老头子对我们说：“你们到里边屋里去，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的事情自己处理。”造反派一群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让曾山坐在小板凳上，厉声要他交待自己的问题。老头子平声静气回答造反派的问话。对有些故意找事、出言不逊的问题，我们听着都难受，可老头子还是不急不躁，说：“我的问题，中央都知道，我也写了材料，你们可以调查。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干了一辈子革命，问心无愧。我自己的进退，都听党的安排。”

曾山

1967年1月，“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更加严重。各种造反组织都搞串联。内务部机关总共才400多人，一下住进了10000多名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把内务部除了档案室、机要室外的所有办公室、会议室都住满了，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为了扭转工作瘫痪的局面，周总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就地闹革命”。曾山立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尽全力抵制“左”的错误造成的混乱。他不顾机关造反派已经提出“打倒曾山”的复杂局面，立即在机关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会议刚一结束，造反派就抓住曾山不放。幸亏有王青争、韩英等掩护着，曾山才从后门脱离开了会场造反派的围追纠缠。文革开始不久，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有几次，周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外宾，都找不到与对方相应的人员陪同。起初，他找相关部门领导代替，后来部级干部几乎全被打倒了。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家打来电话问曾山：“你被打倒了吗？能出来吗？”听说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立即让他到机场迎接外宾。总理曾经说过：“我了解曾山，信任曾山。”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但造反派对曾山的批斗还是逐步升级，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坏了。曾山  邓六金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骗办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强迫他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我们全家人看不着曾山的影子，到处找不到，很着急，没办法就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后来才知道是被造反派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后来听人说，批斗会散后，曾山一个人靠在金水桥的栏杆边，花白的头发散乱不堪，手捂着腰，脸色发黄，流着虚汗，疼痛难忍。老头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造反派还不放过他。家里人看见他这个样子，难过极了。国务院内务办的严佑民副主任和孙宇亭，很快把造反派折磨曾山的消息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了解曾山，非常惊讶、气愤。周总理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了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的标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有四条：第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中央对曾山的四点指示传达后，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批斗还是少不了的。可他回家后什么也不讲，心胸很宽阔，只是说：“哪个单位都有造反派，来了运动，受点委屈也难免。我自己知道自己，中央也知道，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相信党。”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但老头子很镇定，很坚强，他那种坚定神情真让人难忘。1969年，在作党的“九大”筹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对内务部军代表万海峰说：“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他去苏联也是党安排的。曾山是个老同志、好同志，应该把他选出来参加党的九大。”经过军代表做工作，曾山以全票当选为“九大”代表。在党的“九大”上，曾山与陈毅在一个组。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诬陷陈毅，四处搜集材料，罗织罪名。他们点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但遭到曾山的坚决抵制。这自然招致那一伙人的忌恨。后来毛主席出面说话，曾山才被选为中央委员。文革期间，曾山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很愤慨，又为党和国家处于混乱局面而担忧。他对自己的境况考虑很少，泰然处之。他多次对我说：“六金，我的情况中央是清楚的，我自己也问心无愧，我们都是老党员了，对党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就回江西老家种田去。你思想上也要有准备。”

02

我第一次见曾山哭

1969年2月，曾山突然接到老家来的电报，说：“妈妈去世了！”电报是大嫂拍来的，要曾山和我们家人赶快回家，为母亲送终。这个电报象晴天霹雳，把老头打倒了。老头子忍不住悲痛，哭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哭得那么伤心，他真是太难受了。后来才知道，是内务部的造反派跑到江西吉安家里，说要挖曾山的黑材料。造反派在老家也贴了标语，写着“打倒曾山”，还在家门口游行喊口号。他们恐吓妈妈说：“曾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被关起来了。”老太太一听，就晕过去了。你想，曾山妈妈一直在家乡农村种田劳动，虽然她没有什么文化，不懂什么大学问，但她思想进步。在革命战争年代，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三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但她依然竭尽全力支持革命，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曾山是她的希望和支柱，她为自己革命的儿子感到骄傲。而现在，她的儿子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她相信自己儿子的人品，但老太太又实在想不明白。她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支柱倒了，她自己也一下子病倒了，没几天，就带着迷惑、伤心地去世了。临去世前，妈妈还颤抖着，费力地抬起手，指指北方，意思是惦记她儿子，想见见曾山。曾山接到电报后，让我赶快收拾行装，他立即向组织请假。没想到造反派那么不通人情，竟然不同意他回家。我老头子一听说不准回家，在自己的办公室就泪流满面。回到家，我本来在收拾行李，一听说不让回老家，忍不住，我也哭了。找孩子们商量，让孩子们回去，结果他们单位也请不了假。没办法，我只能劝他说：“别哭了，别哭了，我们回不去，孩子们也回不去，赶快想别的办法。”我们给家里拍了电报，寄了钱，请嫂子、乡亲们代曾山和我们全家安葬老人。因为不能回家为妈妈送终，曾山难受了很长时间。后来，大嫂也病了。“文化大革命”搞得乡下也很乱，家里很穷，没钱买药治病，她也过世了。家里也是打来电报，让曾山回去，曾山还是请不下假，回不去。我们只好给家乡打电报，请乡亲们帮忙安葬。乡亲们也都愿意帮忙，安葬了老人。老母亲、大嫂、弟媳，她们几个老太太都葬在家乡一块地里，埋成了一排，还在一起。家人的相继去世给曾山的打击特别大。他很早就出来闹革命，没有时间在家孝敬长辈、照顾亲人，这本已使他觉得非常愧疚。解放后曾山想接母亲和嫂嫂弟媳到城里来，她们又住不惯，牵挂这，牵挂那，又回乡务农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无辜的亲人们又因为曾山受到冲击，作为儿子、弟弟、哥哥多重身份的他，甚至不能为她们送终，不能亲自回去看最后一眼， 这能不让曾山难过伤心吗？

03

疏散湖南

1969年10月，中央决定一些老领导干部战备疏散到各地。有个办公室主任通知我们说：“苏联要进攻我们，要准备打仗。高级干部要疏散，中央决定你们也要疏散。你们愿意到哪里？”曾山说要回老家，他们不同意。曾山就说：“那你们安排吧。”最后，曾山和叶剑英被安排在一起，疏散到湖南长沙，陈毅被疏散到了河北。当时办公室主任问他要带什么人，曾山说：“什么都不带，我们老两口带一个孙子。”我当时想，情况那么复杂，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家当，还是像从上海搬家到北京那样，找了抗战时期留下的那两个灰布马褡子，把被褥、衣服、生活必需品装进去。曾山还有一个箱子，那还是出国访问时，国家给买的，装上书也带上了。我们带着小孙子，到南苑机场坐飞机走。机场的工作人员还笑我们寒酸：“这个首长，把文物都带上了，两个马褡子？”叶剑英和我们是同一架飞机走的。到长沙后，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刚开始，伙食什么都还可以，也还可以在院子里走走。后来又奉命搬到湘潭，慢慢地就不行了，早上吃的是馒头、稀饭、咸菜，中午一个素菜，荤菜很少。不让接触社会，不让自由活动，实际上是给软禁了起来。那时，叶帅、曾山都七十多岁，也都是古稀老人了，身体也不好，这不是整老人吗？叶帅的子女都在各地工作，夫人也去世了，没人管，怪可怜的。有一次，叶帅去了一趟广东，回来后，造反派就斗他。造反派凶狠狠地问他：“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联不知道吗？”叶帅说：“我不是串联，是回家看看，有点事。”这样还过不了关，斗了好几天。两个老头子经常在屋里、院子里谈话，他们对形势很不理解，说“经济现在这么混乱，都不抓生产怎么行？群众怎么生活？”忧党忧国忧民忧军，但也是无能为力。就这样，天天在那个院子里呆着，没一点事，两个老头着急，就向看管的造反派提出：“我们到乡下去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但是，造反派不批准，不让去。两个老头子革命了一生，奔忙了一辈子，就这样关在院子里，没病也要闷出病来。一次，王震到湖南看望叶帅和曾山。王震当时被疏散到江西。老朋友见面甭提有多高兴了。王震对曾山说：“我俩换个地方就好了。”他的意思是让曾山到江西，自己去湖南。因为曾山是江西人，而王震是湖南人，大家听了都苦笑起来。由于生活不好，水土不服，曾山病了。那次是痔疮破裂，大出血，血流不止，很吓人。我们把他送到当地的医院，医生简单地用线把出血口给扎起来。曾山病得厉害，我们不得不写信告诉周总理，总理回答说：“你们先照顾好曾山，立即送回北京治疗。”这样，我们立即乘火车赶回北京，下火车后就马上送到医院。但治病也不顺利，造反派说不能给“走资派”看病，把病案都拿走了，不让他看病。最后，还是总理说话，让曾山住进北京医院。医生马上给他做手术，曾山的病才得到控制。

04

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面对“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形势，曾山努力想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对“四人帮”迫害革命一生的老干部那一套非常义愤，他长吁短叹，睡不着觉，精神不好，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在文革中，曾山把公务员撤了，炊事员也撤了，让吕阿姨做饭。后来索性汽车也不坐了，和司机老杨一齐挤公共汽车，中午回不了家，就在街上小饭馆吃饭。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沉闷，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学习《列宁选集》。1969年，在党的九大，毛主席曾经评价曾山说：“曾山对党的土地革命是有功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建设是有功的。”这给曾山包括我们全家以很大的安慰。从湖南回来后，大家没有抱怨个人的处境，但都更加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了。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全国人民都非常震惊，并引起了全党深刻的反思。中央组织了一个老同志学习组，一星期开一次会，揭发批判林彪。毛主席叫这个组为老中央委员组。曾山和陈毅、叶帅、王震等又见面了，他们对林彪的罪行都深恶痛绝，每次开会，都是积极发言，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的行径，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也思考得更多了。曾山和正直的老同志关系都很好，讨厌搞阴谋诡计的人。他和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陈正人等许多老同志都有很深的感情。陈毅和陈正人的去世，对他影响很大。1971年1月，陈毅病了，在301医院做切除阑尾手术。切开后才发现是结肠癌，并且已经转移。曾山听说后，拉着我去探望他。我们先找张茜了解陈老总的情况，张茜眼睛红肿，难过地说：“发现得太晚了，治疗不及时。像他这样的老人，体重突然下降了40公斤，这本来就是有重病的症状，应及时诊断，及时治疗，但是，医院一直不给做会诊，说他是走资派，还要医生和我们划清界线，病也给耽误了。周总理也知道了，很生气，但太晚了。”曾山听着，难掩悲痛，避过头掉下了眼泪。老头擦干泪，进病房去看陈毅。我说了许多安慰张茜的话，然后也走进病房。

病中的陈毅

陈毅躺在床上，他的床脚头栓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放在床头，起身时，就用手拉着绳子慢慢坐起来。陈毅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坐着与曾山说了很多话。陈毅很激动，火气又大，说：“那帮人迫害了我们那么多老干部老同志，天要报应。”边说边掉泪，“我们俩现在还都活着，哪一天我们也同归于尽吧。”曾山劝他说：“你好好养病，身体最重要。”想到当年那个驰骋疆场、令敌人闻风丧胆、很会打仗、又很会关心同志的陈司令，境遇如此，现在又病成这样，我难过得不知说什么。我们和陈毅、张茜一直保持着很好的革命友谊。张茜生下老大，没奶，那时刚好我生下老二，奶很多，就把她的孩子抱过来吃，最后虽然给侉子找了奶妈，也还常吃我的奶，一直到两岁。在北京，陈毅爱下围棋，一有空闲，就打电话叫曾山过去和他下棋，两人饭也不吃，在棋盘上直杀得昏天黑地。他们两个感情很深呀。1971年9月，林彪集团垮台了。陈毅特别激动，打电话叫我老头过去，两人又高兴又激动，聊了很长时间，好像预感到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快要来临一样。但是，他们都没有挺过来。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了。曾山非常难过。陈毅的问题到死也没能彻底解决。我们都参加了追悼会。张茜和陈老总感情很好，她难过得要命，太伤心了。不到两年，张茜也没能挺过来，追陈老总去了。陈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迫害。曾山和陈正人很熟。在江西苏维埃，陈正人是省委书记，曾山是省主席。1972年4月，陈正人受“四人帮”迫害，身体垮了。陈正人老婆去五七干校了，就一个儿子在家。这时候，他的心脏病犯了，去北京医院看病，医生叫他拿了药回家吃，他的手哆嗦，药都拿不住。曾山带着我去他家探望，陈正人处境很苦，被打倒了，无人理睬无人管，身体又有病。我们安慰他，请他保重身体。他们说了很多话，对“四人帮” 迫害老干部感到气愤。看到陈正人的境况，曾山很难过。第二天，就是4月6日，曾山一起床，就给陈正人打电话问候：“陈正人身体怎么样？”他儿子接的电话，哭着说：“我爸爸晚上去世了，心肌梗塞……”我们赶紧去他家，家里没人。陈正人的尸体已经送到太平间了。后来打电报把他爱人叫了回来。为了陈正人的悼词，曾山还和造反派吵了起来。那一次，他真是气愤极了。曾山很重革命友情，要求悼词实事求是评价陈正人，但造反派不同意，说陈正人是“走资派”。曾山据理力争，坚持要求写上“陈正人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话，造反派不同意。最后，曾山还是找到周总理才解决了问题。4月13日，在陈正人同志的追悼会上，家属不同意部里的造反派致悼词，是曾山为陈正人致的悼词。看到陈正人躺在那里，他流眼泪了。在追悼会上，周总理看到曾山脸色不好，很憔悴很劳累的样子，关心地问曾山：“你的身体怎么样？”曾山拍拍胸口说没事。其实，虽然当时没有体检，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病，但他身体还是比较弱，心情更不好。他那时已经70多岁了。

05

曾山突然离去

1972年4月16日晚，我们在家里一起吃饭。肖克来看望曾山。他和曾山十多年不见，肖克一进来，两个人就拥抱，很高兴。他们到里边房间谈话。我给他们倒了杯水，就回到客厅。他们谈到后来，越谈越激动，谈林彪、AB团、富田事变、接管上海、“文化大革命”。一个多小时后，门开了，曾山靠在门口，脸色苍白。我问：“怎么啦，要开水？”他捂着心口说：“我这里不舒服。”肖克见曾山身体不好，安慰几句，就站起来说：“那你先休息，我走了，过几天我再来看你。”两个人握握手，肖克就走了。我赶快扶住曾山，让他躺在床上。曾山胸闷，脸憋得通红，说“热，热”。我就把曾山的棉衣、棉裤、帽子脱了，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我们赶快请医生。不久，医生来了，背了一个大箱子，但是连最简单的急救药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后来又来了一个医院的主任，看了看曾山，说：“在家里不行，赶快送到医院吧。”就叫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曾山送到医院抢救。几个小时后，孩子们流着泪，过来扶我去看曾山。我摸摸他的头、手，凉凉的，脸色惨白，已经不行了。我一下晕了过去。第二天，肖克还打电话来，问曾山好了吗。肖克听说曾山已经不在人世了，惊讶得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过去没有发现他有心脏病，我们也是没有一点护理知识，而当时的医疗保健制度也不健全。按道理，心脏病人是不能动的，就地抢救最好，但什么都没有，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都没有，氧气也没有，送医院也不该穿那么厚的衣服，抢救时是医生用剪刀剪开衣服抢救的。但我们确实没有经验，在场的医生也没经验，还搬他抬他坐车。我们耽误了他。我后悔死了，如果我知道一点心脏病的急救知识……我不能接受曾山去世的现实，精神恍惚，浑身无力，脑子一片空白，也躺倒动不了了。第二天一早，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王定国等老同志来看我。几位大姐拉着我的手，安慰我。邓大姐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批评我。邓大姐说：“你就这样躺下去，不站起来了？长征时死了多少战友，战争时期牺牲了多少战友，你知道吗？”我点点头。“知道，你就站起来！你要坚强起来，你还要革命，不能倒下去，你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孩子们还要你这个妈妈。”邓大姐说。曾山过世了。周总理从外地打电话找曾山办事，别人告诉他，“曾山过世了。”总理很吃惊地问：“怎么没抢救，你们干什么的呀？”总理很生气。过了一天，总理回来了。曾山的死，对总理刺激也很大，他立即指示，要求对所有老干部，不管靠边没靠边，都要立即体检，有病立即治病。

曾山

曾山的追悼会是4月20日在八宝山开的。毛主席献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一些党政军机关献了花圈。周总理、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郭沫若、傅作义、王震、华国锋、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余秋里、粟裕、蔡畅、方毅、万里、肖克、康克清、王定国、姬鹏飞、廖承志、万海峰、李步新等都参加了追悼会。汪东兴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叶帅说曾山是优秀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为党、国家和人民贡献了一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党中央对他能有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火化后，骨灰就存放在八宝山。曾山去世后，几位老帅和老同志都很关心我，叶剑英、聂荣臻元帅等都来安慰我，几位大姐也问寒问暖，我很感谢他们。那时，我什么都吃不下，人瘦得不象样子。我在医院住了一段。回家后，在家里坐也不行，走也不行，哪里都不能去，到处都能看到老头子的身影，好像他随时都在身边，随时都会回来。家里来了好多曾山家乡的人，还有好多熟悉他的老战友、老同志，大家泪眼相望，看着都难受。后来家里人把我送出去住了一段，回到家里，还是不行，没人时忍不住要哭，忍不住时还自己跑到八宝山去看他。过了好久，才慢慢正视曾山已经离开我而去的现实。曾庆红母亲回忆：

曾山与曾家的七个子女

曾山去世了，我常回想起我们几十年的共同生活，虽然都是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小事，也总使人难以忘怀。1. 一网兜“遗产”曾山去世后，我收拾他留下的东西，他的所有遗产装了一网兜。这一网兜遗产是什么呢？一条抗日战争系到去世的皮带；两双补丁叠补丁的袜子；一顶抗战时期缴获的日军皮帽子；一条千疮百孔的旧浴巾，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用这条浴巾为他擦背呢；一件灰蓝色褪色呢子外套，穿了十多年，袖口、肘部都是大补丁；一件米黄色毛料外套，领口、袖子都磨破了，这两件现在捡破烂的都不要的外衣，是他在世时上班穿的最好衣服；一张他自己亲自打了20多个补丁的草席子。收拾着他留下的那一网兜“遗产”，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老头子一辈子太苦了。北京时期的曾山、邓六金在家里，曾山常对孩子们说：“我们是劳动人民出身，绝不能搞特殊化。”记得1952年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时，用了几条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黄马搭子，就把被褥呀、衣服呀、书呀全部家当装完了。在北京单位安排我们住一个四合院，他觉得房子大，就请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住。公家在家里的客厅和办公室配备了地毯，但他不让用，亲自卷起来，退回了机关。单位给他配备了工作用车。他对全家人讲，车是国家的，是让他工作用的，家里的所有人都不许因为自己的私事用车。我和孩子们从来都不搭他的车。有时孩子们有病，我们也是挤公共汽车去医院。我上班的地点离他单位很近，但我从不搭他的车上班，一直是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家里的支出由他管，家中收入、开销都是量入而出。发了工资，我回家就给他，我留十块钱，在机关吃饭时用，其余的都给他。支出一般是三分之一交党费，三分之一家里生活用，三分之一寄给曾山母亲，照顾在家几位老人的生活。我们的工资也算不少，但每个月都显得挺紧张。曾山要求日常生活要节约，不要浪费，平时生活很随便。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有什么吃什么，不挑不拣。他是江西人，爱吃辣椒，每顿都要有。曾山岁数大了，为了照顾他，我让他早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再吃点稀饭。他还不肯吃，觉得太奢侈。我就强迫他吃，他年龄大了，工作又辛苦，身体还弱，不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不行。曾山是南方人，不爱吃饺子，爱吃大米饭。我已经习惯吃面食了。一般人都想不到他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是猪大肠。馋了，就自己去买，自己洗，自己做，烧上一锅，味儿飘出来，挺香。但家里其他人都不爱吃，看他吃得那样香，还真解馋。一顿吃不了，就下次热一热，接着吃。他在穿着上也很简朴，不讲究穿衣服。在上海军管会期间，为了同工商界人士打交道，管理员要给他做套料子衣服，他不同意，只让做了套布制服。他说：“现在国家还很穷，我们做领导的不能和资本家比阔气。”到北京之后，他好多年都一直穿着这身衣服。他一件衬衣穿十几年，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这样，不到无法再补，就不肯买新的。直到过世，他也只有两套衣服，来回的换着穿。现在吉安烈士纪念馆里，就陈列着他的这件衣物。他一生没有买过一块手表。建国后，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李坚真大姐看到他用的是怀表，就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他。这块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2.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1964年10月，曾山和陈少敏大姐率国家机关农村社教工作队到山东曲阜县小雪公社北兴大队蹲点。曾山那时已经65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但他依然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按定量分配的地瓜等粗粮。曾山在农村和农民一样，什么活都干。最后，还是因为病了才回来。三年困难时期，曾山自己搬掉我们住的院子的地砖，开了两块菜园子，按季节种上玉米、西红柿、丝瓜、辣椒等蔬菜，而且从种到除草、喷药、施肥、收摘，什么活他都干。他还找来核桃、苹果树苗，种在院子里。下班回到家里，他脱下制服，换上粗布劳动服，戴上草帽，象一个农民一样忙起来。孩子们的同学来串门，经常误认为他是看大门的老头。他种的菜收获后，就自己送给左邻右舍和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吃。种的葡萄、苹果收获后，也分送大家一起品尝。他干起这些农务活来，显得特别自在，仿佛他一直在务农一样。他对孩子们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记住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到了晚年，他还惦记着老家的几棵柚子树、养鱼的水塘，希望退休之后能回去植树、种田、养鱼，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曾山经常对家人说：“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群众面前千万不能摆架子。”刚到北京时，我们住的院子里还住着秘书、警卫等公务人员，曾山对他们像一家人一样。有个秘书叫朱联，还有个炊事员沈文玉，他俩的婚事就是我们帮助办的。院子里果树结了葡萄和枣，曾山特别注意给各家各户都分一点。对街坊邻居的关系他也很注意。有一次，周围孩子登上我们房子打枣，曾山叫家人不要撵他们，装上两桶枣亲自给邻家送去。胡同里有一个聋哑学校，他几次嘱咐司机车要开得慢一些，以免撞上聋哑小孩。胡同口有个菜店，“文革”时家里炊事员撤掉了，他帮吕阿姨买菜，就在那个菜店排队。1967 年，“打倒曾山”的大标语贴到家门口，曾山出门时，周围许多人认识他，对他的遭遇很同情。菜店售货员叫他不要排队，站到前面先买，但他坚持排队买菜。后来菜店来了菜，就主动打个电话通知阿姨来买，让曾山不要自己出来了。曾山这个人很老实，对我也很好。我小时候根本没有读书，以后在瑞金、延安、新四军断断续续上过党校，但文化还是浅。曾山在家就辅导我写字，学文化，主要是写毛笔字。我们都是老同志，虽然平时不说什么特别感情的话，但互相的感情很深，很深。3. “艰苦奋斗是给孩子们的最好礼物”曾山对“艰苦奋斗”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在战争年代他就有过“艰苦奋斗半面旗”的故事。我们全家人在上海团聚后不久，有一个星期天，全家人都在家，曾山给孩子们开了个会，给他们讲以前的革命历史，讲江西土地革命，讲皖南抗日的困难，讲山东打仗的艰辛。现在解放了，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本质不能变。那次，曾山给孩子们规定了几条生活的原则：一个是，吃饭吃饱、不饿肚子就行，不能挑三捡四；二是穿衣服能御寒、不冷就行，衣服破了补一补，大的不能穿了小的穿，不能和别的同学讲吃比穿；三是要爱劳动，自己的劳动自己干，不能依赖别人；四是要和同学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与人为善；五是现在都在上学了，要比就比好好学习，看谁学习好。

曾山一家

曾山对孩子们要求最严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学习，二是品德。比较而言，对孩子们的品德，他要求更严。要是有孩子讲吃比穿这样的问题，他会生很大的气。他平时没有时间，是用自己的行为教育孩子。我们家男孩子多，他要求男孩子自己洗衣服。女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一到星期天，曾山经常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他对孩子们说：“我们小时候家里穷，不能供所有的孩子都上学，我就没什么文化，你妈妈从小就苦，也没上学，没文化。没文化很影响工作，我们都是一边打仗，一边学习。你们现在很幸福，赶上了新社会，有学上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在北京时，孩子们住在学校，星期天回家。曾山要求孩子很严，每个月孩子们的零用钱，大的给一块钱，小的给伍角钱，主要用来买点牙膏、牙刷、肥皂什么的。大的买书和铅笔多一点，就给一块钱。曾山要求孩子们不要乱花钱。曾山说，别说没有钱，即使有钱，也不能让孩子乱花养成坏毛病，艰苦奋斗是给孩子们的最好礼物。曾山之子曾庆红他经常给孩子们讲：“在旧社会，我们吃饭穿衣都很困难。现在你们长在新社会，虽然吃穿不用发愁，但不能忘本。”衣服破了就补一补再接着穿，屁股膝盖都打补丁。一次，一个孩子回来说：“有人笑我，说我是干部子弟，还穿补丁衣服。”曾山对他说：“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关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是好传统。”过春节的时候，我选最普通的蓝布、灰布给孩子们做一件衣服，从来不讲究什么样式呀、质地呀这些高的要求。衣服都是大的不能穿了，改给小的穿，连小女儿也拣她哥哥的旧衣服穿，直到女儿上了大学，她才自己买了件女式衣服。孩子们有时看到家里吃得简单，禁不住抱怨几句。曾山就在餐桌旁对他们讲艰苦奋斗，他认定艰苦奋斗是根本，所以他讲这个。孩子们慢慢地理解了。长大以后，孩子们说，爸爸的老生常谈使他们树起了做人的主心骨。曾山有时也发脾气，但很少。孩子们都很听话，学习用功，爱劳动，都很尊敬他们爸爸。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4. “学习、工作都要靠自己”曾山有七个兄弟姐妹，他自己恰巧又有七个子女。他虽然担任过一些领导职务，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一直像普通劳动者一样，从不搞任何特殊化，也不让孩子们搞任何特殊化。他要求孩子们自己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学习、工作，象普通人家孩子一样，在风雨中磨炼成长。所以，在子女上学、就业问题上，曾山坚持原则，从来不托人“走后门”。1958年，我的大儿子考上了大学，曾山非常高兴，对他说：“你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好啊！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非常有用，将来建设国家必须要有科学文化知识。”文革中，曾山还支持大儿子到广东的农场下放锻炼。老二初中毕业后，曾山没有托人找关系让他继续上学，而是支持他到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他对孩子说：“当工人是光荣的。你过去没有吃过苦，能不能干得好，那还不一定。这是一个考验，要经得起考验。”开始，孩子上班抡大锤，回家后累得不想动。曾山一直鼓励他，要他坚持住。二儿子在工厂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六十年代，三儿子在四川空军部队当兵。他给家里写信，希望能回北京上外语学院，不愿在部队。我见信后，心有点软，自己悄悄找空军领导商量此事。曾山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我，说：“参了军就要服从组织，哪能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小孩子在外面闯一闯有好处嘛！”然后，他就给三儿子写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安心在部队当个合格的战士。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了。我的女儿和小儿子想参军，曾山对他们讲：“我赞同你们去参军，但是能不能参上军，你们自己去学校报名应征，我不能去找这个人找那个人。”小儿子在学校多次向军代表申请，甚至还哭过，终于在那年学校征兵中入伍了。但是，女儿参军可没那么容易，一来征女兵的名额很少，二来她眼睛近视，体检也通不过。女儿性格很要强，参不了军，就要去建设兵团。我和曾山年龄都大了，身边没什么人，本来想让女儿留在身边，也好有个照应，但看到小女儿要去，曾山也同意了，支持她和班里同学一起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小女儿在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四年“兵团战士”，她干得不错，还被评为“兵团模范”。曾山对孩子们要求严格，也不是说没有父爱。记得老二睡觉的一张棕床，棕线松散了，不能再睡了。他买了把梭子和粗针，带上花镜，一针一线地把床修补好了。老三从部队来信，说办宣传队，要家里帮助买几支笛子。他跑到街上转了几家乐器商店，按照信上的规格要求，买好笛子，亲手包扎好，给儿子寄去。女儿在北大荒，曾山给她买了个盛衣物的箱子，一路和小儿子抬着，走了几站路抬回家。小孙子进幼儿园后，每到星期六，他总是准时到幼儿园门口，把小孙孙接回家。他对孩子们的爱也是很朴实。三个孩子常年在外地工作，曾山每个月一定要给每个人写一封信，关心孩子们的思想。他给女儿的信中说：“你是在艰苦环境下，在海船上出生的。能生活到今天来之不易。一定要跟党走，干一辈子革命。”给小儿子的信说：“我们家是革命的家庭，光荣的家庭。望你好好学习马列、毛主席的书，当一个好兵回来见我。”他给三儿子的信说：“你们年轻，没有经过风浪锻炼，顺利时容易骄傲，困难时容易灰心。为革命事业应该有不顾一切的决心。”曾山对孩子们找对象的原则是，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他的看法，就是要求孩子们不能图虚荣，找忠诚老实、能够吃苦的生活伴侣。到我们家的人都要艰苦朴素，不讲吃比穿，要求太高的，我们达不到。有革命觉悟，热爱国家热爱党，有一定文化，就可以了。孩子们都是自由恋爱，我们不干涉，只要他们本人愿意，性格能合得来就行。孩子们结婚时，也很简单，就是吃个团圆饭。简单朴素办事，曾山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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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分天空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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